孙氏源流
孙武，史称孙子，是春秋末期著名的大军事学家，撰有《孙子兵法》一书传世。他的谋略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军事学术史和哲学思想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受到国内外历代兵家、学者和各界人士的推崇，被誉为“兵圣”。古人云：“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长期以来有关他的籍贯与奔吴原因等世人知之不多，故撮其要以飨海内外读者。
孙武的籍贯是山东广饶
《史记》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司马迁在此只提到孙武的“国籍”是“齐人”，而他是齐国什么地方人，为何要到吴国去？《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书辨正》两书中讲得就比较系统了。俱称：孙武本姓田氏，系田完之裔。他的祖父“田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唐故滑州白马县令乐安孙府君（孙起）墓志铭》亦称：“自齐大夫书始受邑于乐安。”《唐幽州内衙副将、中散大夫、试殿中监乐安郡孙府君（孙壬林）神道碑》又指出，孙武的后裔孙膑在战国时“齐宣王将膑、魏将庞涓战于马陵，虏魏太子名申，护子孙遂居齐乐安”。
先秦齐国，早在齐桓公执政时就采纳了管仲的建议，实行立邑、设乡、置县之制（见《国语·齐语》）。到齐威王时又将齐国的120个县邑省并为72县城，其中在今广饶县地面上曾设置过千乘、乐安、琅槐、钜定等四个小县邑。1991年考古发现，齐国乐安故城遗址在今广饶县城北30里济水旁之草桥村，由此向东北距齐琅槐故城80里。中国史学泰斗、考古学家张政烺先生亲自勘查乐安故城发掘现场后欣然命笔：“齐乐安故城重放异彩——为广饶草桥遗址题”和“广阔富饶齐国地，乐业安居孙武乡——为孙子故里题”。
孙武后裔孙膑“护子孙遂居齐乐安”后，孙氏之族在此繁衍兴旺起来。到东汉末至魏晋时期，在原齐国乐安地面上又设置青州乐安郡（其治所仍在今广饶草桥），世居此地的孙武、孙膑之后裔孙炎、孙历、孙旂、孙邕等都名冠当时，并与晋朝皇帝联姻，孙旂的外孙女羊献容是惠帝皇后。乐安孙氏由此成为晋代在朝的显达之族，青州乐安郡亦成为孙氏第一大姓的郡望。唐太宗令颁《贞观氏族志》就是以此为孙氏的“郡姓出处”。之后，历朝历代凡称孙武世系之郡望者皆本于此（如宋代编的《太平寰宇记》等书）。
先秦齐国孙氏之先封邑之乐安与孙武后裔世居东汉之青州乐安郡为同一地面，其县、郡治所均在今广饶县，二者是一脉相承的沿革关系。直到清代孙星衍（徽州阳湖人）撰《孙子兵法序》和《阳湖孙氏谱记序》时仍称：“吾家出乐安，真孙子之后”和“吾族郡望乐安。……当从旧说，推本孙书，而表始孙武。……自武至星衍为七十五世。……或青州、徽州两处族谱有可稽合。”所以说孙武是山东广饶人，信而有征。
孙武奔吴的原因、时间和路线
《新唐书》言明孙武是因“田、鲍四族谋为乱”，才从齐地奔往吴国的。《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对此四族之乱亦有记载：“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齐景公时……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悦之，以为将军。……穰苴尊为大司马，田氏日以益尊于齐。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春秋左传》和《晏子春秋》两书又云：公元前522年，田穰苴与梁丘据二人均为同时的齐国重臣。此时的田穰苴还是很受齐景公宠爱的。只是在此之后，也就是田穰苴被尊为大司马和“田氏日以益尊于齐”若干年之后，齐景公偏听偏信了鲍、高、国三氏陷害田氏之言，黜退田穰苴的大司马之职，并由此发疾而死，导致田、鲍四族谋乱。
同为田完之裔的孙武，自然亲历、亲见或亲闻过这次四族之乱。这次田、鲍四族之乱，鲍氏与高、国二氏结盟，以共同对付田氏，使其矛盾白热化，田氏之族因之受损甚大，这就是孙武奔吴的最直接的原因。《史记》之《孙武传》和《伍子胥传》还载明孙武奔吴献兵法和为将军的时间是吴王阖庐三年即公元前512年。
孙武奔吴的路线，据清代在今济南市东之济水旁（即今小清河岸边）出土孙武私人印和孙星衍撰《家吴将印考》所证实。孙武是从齐国乐安（今广饶草桥）乘舟顺济水经济南东而奔吴的。
《孙子兵法》是齐文化的结晶
孙武名垂千秋，不仅是因其佐吴伐楚胜利，而主要的还是因为“世传其兵法”。1972年，山东临沂出土的《汉简》指出，《孙子兵法》五千言是“明之吴越，言之于齐”。这就证明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虽然是向吴王晋献兵书时面世的，但它却是在齐国编著完成的。入吴后，加上一点适应吴越变化情况的言论，也是不难理解的。
孙武生长在齐国乐安的贵族之家、将卿之后，必然会受到齐国社会和齐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他有条件通过其祖传家教和参阅齐国各种军事文献，也有条件聆听齐国将卿和大夫们论政论兵的言论。加上孙武自己的天赋条件和渊博知识，在齐国完成《孙子兵法》之巨著是毫无疑义的。
从最近发现的《司马法》佚文（见2003年1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徐勇主编的《先秦兵书佚文辑解》）中也可以看到，孙武著兵法时借鉴族人司马田穰苴的论兵之言最多。如《司马法》中的“上谋不斗”，“兵者诡道，故能而示之不能”，“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始如处女”，“围其三面、阙其一面”，“穷寇勿追、归众勿迫”，“新气胜旧气”，“火攻有五”，“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等等。在《孙子兵法》中均有继承和发挥。
《孙子兵法》十三篇是齐文化的结晶。齐文化的特征是“尚武”，孙武用发展的观点、变化的观点和全面地看问题的观点以发展军事理论，“因利而制权”，“因敌而制胜”。其理论价值和哲学价值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毛泽东曾评价孙武说：“孙子不简单，用兵不教条。大千世界，千变万化，哪有一成不变之理？”并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乃是科学的真理”。
（作者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山东孙子研究会理事、广饶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
孙武的籍贯是山东广饶
《史记》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司马迁在此只提到孙武的“国籍”是“齐人”，而他是齐国什么地方人，为何要到吴国去？《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书辨正》两书中讲得就比较系统了。俱称：孙武本姓田氏，系田完之裔。他的祖父“田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唐故滑州白马县令乐安孙府君（孙起）墓志铭》亦称：“自齐大夫书始受邑于乐安。”《唐幽州内衙副将、中散大夫、试殿中监乐安郡孙府君（孙壬林）神道碑》又指出，孙武的后裔孙膑在战国时“齐宣王将膑、魏将庞涓战于马陵，虏魏太子名申，护子孙遂居齐乐安”。
先秦齐国，早在齐桓公执政时就采纳了管仲的建议，实行立邑、设乡、置县之制（见《国语·齐语》）。到齐威王时又将齐国的120个县邑省并为72县城，其中在今广饶县地面上曾设置过千乘、乐安、琅槐、钜定等四个小县邑。1991年考古发现，齐国乐安故城遗址在今广饶县城北30里济水旁之草桥村，由此向东北距齐琅槐故城80里。中国史学泰斗、考古学家张政烺先生亲自勘查乐安故城发掘现场后欣然命笔：“齐乐安故城重放异彩——为广饶草桥遗址题”和“广阔富饶齐国地，乐业安居孙武乡——为孙子故里题”。
孙武后裔孙膑“护子孙遂居齐乐安”后，孙氏之族在此繁衍兴旺起来。到东汉末至魏晋时期，在原齐国乐安地面上又设置青州乐安郡（其治所仍在今广饶草桥），世居此地的孙武、孙膑之后裔孙炎、孙历、孙旂、孙邕等都名冠当时，并与晋朝皇帝联姻，孙旂的外孙女羊献容是惠帝皇后。乐安孙氏由此成为晋代在朝的显达之族，青州乐安郡亦成为孙氏第一大姓的郡望。唐太宗令颁《贞观氏族志》就是以此为孙氏的“郡姓出处”。之后，历朝历代凡称孙武世系之郡望者皆本于此（如宋代编的《太平寰宇记》等书）。
先秦齐国孙氏之先封邑之乐安与孙武后裔世居东汉之青州乐安郡为同一地面，其县、郡治所均在今广饶县，二者是一脉相承的沿革关系。直到清代孙星衍（徽州阳湖人）撰《孙子兵法序》和《阳湖孙氏谱记序》时仍称：“吾家出乐安，真孙子之后”和“吾族郡望乐安。……当从旧说，推本孙书，而表始孙武。……自武至星衍为七十五世。……或青州、徽州两处族谱有可稽合。”所以说孙武是山东广饶人，信而有征。
孙武奔吴的原因、时间和路线
《新唐书》言明孙武是因“田、鲍四族谋为乱”，才从齐地奔往吴国的。《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对此四族之乱亦有记载：“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齐景公时……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悦之，以为将军。……穰苴尊为大司马，田氏日以益尊于齐。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春秋左传》和《晏子春秋》两书又云：公元前522年，田穰苴与梁丘据二人均为同时的齐国重臣。此时的田穰苴还是很受齐景公宠爱的。只是在此之后，也就是田穰苴被尊为大司马和“田氏日以益尊于齐”若干年之后，齐景公偏听偏信了鲍、高、国三氏陷害田氏之言，黜退田穰苴的大司马之职，并由此发疾而死，导致田、鲍四族谋乱。
同为田完之裔的孙武，自然亲历、亲见或亲闻过这次四族之乱。这次田、鲍四族之乱，鲍氏与高、国二氏结盟，以共同对付田氏，使其矛盾白热化，田氏之族因之受损甚大，这就是孙武奔吴的最直接的原因。《史记》之《孙武传》和《伍子胥传》还载明孙武奔吴献兵法和为将军的时间是吴王阖庐三年即公元前512年。
孙武奔吴的路线，据清代在今济南市东之济水旁（即今小清河岸边）出土孙武私人印和孙星衍撰《家吴将印考》所证实。孙武是从齐国乐安（今广饶草桥）乘舟顺济水经济南东而奔吴的。
《孙子兵法》是齐文化的结晶
孙武名垂千秋，不仅是因其佐吴伐楚胜利，而主要的还是因为“世传其兵法”。1972年，山东临沂出土的《汉简》指出，《孙子兵法》五千言是“明之吴越，言之于齐”。这就证明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虽然是向吴王晋献兵书时面世的，但它却是在齐国编著完成的。入吴后，加上一点适应吴越变化情况的言论，也是不难理解的。
孙武生长在齐国乐安的贵族之家、将卿之后，必然会受到齐国社会和齐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他有条件通过其祖传家教和参阅齐国各种军事文献，也有条件聆听齐国将卿和大夫们论政论兵的言论。加上孙武自己的天赋条件和渊博知识，在齐国完成《孙子兵法》之巨著是毫无疑义的。
从最近发现的《司马法》佚文（见2003年1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徐勇主编的《先秦兵书佚文辑解》）中也可以看到，孙武著兵法时借鉴族人司马田穰苴的论兵之言最多。如《司马法》中的“上谋不斗”，“兵者诡道，故能而示之不能”，“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始如处女”，“围其三面、阙其一面”，“穷寇勿追、归众勿迫”，“新气胜旧气”，“火攻有五”，“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等等。在《孙子兵法》中均有继承和发挥。
《孙子兵法》十三篇是齐文化的结晶。齐文化的特征是“尚武”，孙武用发展的观点、变化的观点和全面地看问题的观点以发展军事理论，“因利而制权”，“因敌而制胜”。其理论价值和哲学价值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毛泽东曾评价孙武说：“孙子不简单，用兵不教条。大千世界，千变万化，哪有一成不变之理？”并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乃是科学的真理”。
（作者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山东孙子研究会理事、广饶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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